桂林组织部工作网站

忆“茘蒙特支”地下党员黄嘉同志的革命抗战事迹

时间:2018-09-29 浏览次数:1113 作者:陆广斌 来源:用户投稿

2018年5月2日,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黄嘉因病医治无效,在南宁逝世,享年98岁。黄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、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,他的革命斗争事迹和高尚品德将永存于世人心中。解放前黄嘉同志是“茘蒙修特支”的组织成立者和直接领导者,在他担任桂东特派员的几年时间里,多次陪同省工委书记钱兴到荔浦杜莫镇检查指导特支工作,使特支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能坚持斗争发展壮大。

在学生军中斗垮了国民党教官和托派

黄嘉同志荔浦沙洞村人,早在1936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,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日时期,广西国民党当局在广西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抗日的前提下,于1938年11月成立了一个以学生为主体的抗日救亡团体——广西学生军。中共广西省工委根据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,指示各地大、中学校党员带动广大进步青年积极参加学生军,力争通过党员和进步力量,秘密掌握这支队伍。各地学校党员骨干、进步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,抱着高度的爱国热情,纷纷投笔从戎。黄嘉当时十七岁,在桂林高中,就带领一批进步青年参加了学生军。全广西的学生军达4200多人,分成三个团,通过集中桂林集训以后,黄嘉被分到第一团第一大队第三中队任指导员,1939年2月他所属的中队120多人分配到了蒙山。(这120多人主要是荔浦、蒙山、修仁三县的学生,每县40多人)

当时,国民党当局和托派,也派了他们的教官和托派分子打入学生军中,国民党教官以他们的政治理论和军事理论进行教育,托派分子则从中进行破坏活动,他们挑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团结抗日统一战线,反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,在学生军中散布失败主义情绪和反共思潮,甚至煽动学生逃跑离队。黄嘉知道,要把这支队伍培养成党的抗日队伍,必须组织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,对他们进行针锋相对地斗争,挫败他们的阴谋,把托派分子从学生军中赶出去。这样黄嘉到蒙山以后,一方面在学生军中设立抗日救亡文化室,陈列列宁和毛泽东的一些进步书刊如《国家与革命》《论持久战》《论新阶段》和《解放》《群众》等等,给学生阅读,以革命的理论挫败国民党的政治理论和托派阴谋;同时,黄嘉和进步青年分别和学生谈心,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,宣传党的抗日主张。另一方面,他带领中队的党员和进步青年,深入群众,走家串户,并在各村举办识字班、读书会、报告会、座谈会,揭露日军在沧陷区的暴行,痛诉沦陷区人民的深重灾难。在学生军中组织歌咏队,宣传队,教唱抗日歌曲,书写抗日标语,出版抗日墙报,出演抗日话剧,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潮,把大多数的学生军团结在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周围,孤立了国民党的教官,降低了他们的威信,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学生军中的影响,使一些托派分子感到无路可走,无计可施,私自逃离了学生军。黄嘉还在斗争中培养和发展了潘晓初和黎俊荣两位中共党员,壮大了党的队伍,增强了党的力量。

由于黄嘉在学生军中的斗争取得了较好成绩,1939年10月,省工委提前把他调离学生军,到桂柳区党委任组织部干事,而后任桂林市委组织部长,代理书记、玉林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等职。在他调离学生军以后,仍继续支持和鼓励学生军要精诚团结,为留在蒙山的学生军开办通讯站时写了一副对联:

想当年,露宿风餐,执笔挥戈摧敌阵;

愿此后,互规共勉,精诚团结挽狂澜。

临危受命  勇往直前

1942年7月9日,由于叛徒郭潜和梁耀宝的出卖,中共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曼、省妇女部长、桂林市委书记罗文坤南委特别交通员张海萍等在桂林被捕,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同志他们三人被捕后遭严刑拷打,坚贞不屈,最后以身殉党。这就是震惊广西的“桂林七·九事件”。

事件发生后,为了避免更大损失,第二天一早,省工委书记钱兴找到黄嘉,把组织撒退的任务交给他。因为他以前但任过桂林市组织部长知道党员的分布情况,要他把已经暴露的党员和与被捕人员有关系的党员,通通紧急撤离。这时,桂林城已经实行了戒严,机关、单位、工厂、学校、街道到处布满了军警、特务,要完成这一任务,既紧急又艰险。黄嘉知道,完成这一任务对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安全多么重要,他不顾个人的安危想方设法、勇往直前。除了亲自采取各种伪装直接到桂中、西大、师范通知党组织和党员撤退外,还通过急信和他人代传等形式组织撤退。

党员韦振威(即韦章平)正从蒙山赶到桂林,准备去省训团集训,当晚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,看到银幕上出现“韦振威出场”,他即走出院门,见到学生军的同学黄克劲(黄嘉的哥哥)递给他一个纸团,打开一看,是黄嘉的字迹:叫他不去省训团了,赶快走,不然要遭敌机轰炸,联络符号是“周群”,并要他到平乐通知韦纯束和黄史山一起撤退。荔浦合作指导室的党员王春湘,也在桂林准备参加集训,当晚接到同学一封急信:内容是“家中失火,略有损伤,见字即回”,落款是“母亲”。这样,王春湘明白是出事了,于是从桂林撤退到柳州隐藏。黄嘉还注意到省工委书记钱兴的安全,他找到肖雷,以教师的身份和肖雷护送钱兴到桂北灵川肖雷的家中;把桂林被服厂的党员吴福贤撤到富川,师范的李林、覃舜恩撒到蒙山。这样,经过几天的紧急撤退,较好地完成了任务,使“七·九”事件以后,桂林的地下党再没有受到大的冲击。

带病工作  坚持战斗

黄嘉的身体并不好,加上紧张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,患上了严重的肺病。在完成撤退工作以后,省工委撤到了钟山县的英家,钱兴书记命令黄嘉回茘浦,一边组建“荔蒙修”特支,一边在家养病。黄嘉于1942年12月把在贵县工作的潘晓初调回茘浦,连同转移来的韦纯束,黄史山及在蒙山、茘浦、修仁合作指导室的韦章平、覃江、林雨等六位党员组建成立“荔蒙修”特支,负责这三个县的革命斗争。完成组建任务以后黄嘉并没有在家养病,而是到了钟山距离省工委指挥部一里多地的小良村,做一个私墊教师,这样便于与省工委书记钱兴联系,当好钱兴的参谋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钱兴于1943年1月就任命黄嘉为桂东特派员,负责平乐、荔浦、蒙山、修仁、恭城、贺县、钟山、怀集、信都、榴江、象州等党的革命斗争工作(昭平、富川由钱兴直接联系)。黄嘉知道这些县都是在省工委的周围,搞好这些县的党组织工作,对于保护省工委的安全,保障省工委对全省的革命斗争指挥,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和意义。所以黄嘉不顾个人身体有病,坚持继续战斗,经常来往于桂东各县之间,了解情况,部署工作。

首先是调整、健全桂东各县党的组织工作。帮助不健全的组织健全起来,调去强有力的领导去加强领导不力的组织。如建立贺县特支,韦世经任书记,调韦立仁到贺县任副书记,加强贺县党组织领导;派黄希文到恭城,将原恭城支部改为特支;派卢蒙坚到怀集,将怀集支部改为怀集特支,卢蒙坚任书记;原修荔蒙特支改为修仁支部和茘蒙特支,调陈林祥任荔蒙特支书记,潘晓初任副书记,修仁支部书记由韦章平担任;将英家的特支也进行了调整,由张赞周任书记,肖雷任副书记。这样,桂东各县党组织都得到了加强,为省工委所在地区的安全打下了有利的组织基础。

其次是根据党中央和省工委的指示,派党员打进国民党内部为我所用,这是我们党在当时条件下,进行地下活动的一个好办法。如在英家乡,派党员王家纪竞选为英家乡的乡长,对了解国民党内部的动态和对党员开“通行证”都较为方便。有的则打入学校当校长主任,为接待、安排和转移党员带来很多便利。

再次就是发展党组织,壮大党的力量。在那段时间,各县党组织都发展了一些党员,使党的组织得到了恢复、巩固和发展。在那段时间里,黄嘉虽然没有养好病,但换来了桂东各县党组织的健康发展,心情十分愉快。

领导纵队  抗击日寇


1944年12月,中共广西省工委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党中央“要放手发动群众,大力宣传抗日保家乡和组织抗日游击武装”的指示,决定在阳朔县兴坪战时服务队的基础上,扩大整编,成立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纵队一临阳联队。调任党员黎禹章为联队队长,黄嘉为联队政委,肖富、韦立仁为政治部副主任。这支队伍,在省工委的直接领导下,在队长、政委的具体指挥下,公开揭举中国共产党的旗帜,发表公开宣言,义正词严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,不顾人民死活的腐败行为,宣传我党的“坚持抗日、反对投降,坚持团结、反对分裂,坚持进步,反对倒退”的方针,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。在政委黄嘉的领导下,联队十分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,经常给干部战士讲革命道理,讲八路军、新四军的建军制度,实行官兵一致,军民一致,领导干部处处以身作则,起表率作用,打仗领导干部冲锋在前、退却在后,纪律严明、斗志昂扬,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,在兵源上、武器上,财源上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。
    联队在队长、政委的直接指挥下,活动在阳朔、临桂、灵川、恭城、平乐、荔浦各县境内,实行主动出击抗击日本侵略军,先后组织了阳朔牛犀塘之战、平乐河口之战、蒸浦钱袋厂之战等十余次,击溃日寇运粮船队3支,击沉日寇船只4艘,共击毙日军18名,生俘45名,击溃500多名顽军对我军的进犯,全歼顽军两个挺进大队。缴获重机抢一挺,轻机轮2挺,长短轮250余支和军用物资一批。而联队副队长赵志光等六位同志也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。联队和桂东北人民用鲜血凝成的这一战斗业绩,写入了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南方局军事斗争史中,这是我们广西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的无上光荣。


四次亲临荔浦杜莫进行检查指导

自1942年12月在荔浦组建“修荔蒙”特支以后,黄嘉同志在其任桂东特派员期间,曾四次到荔浦杜莫进行检查指导,使特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,能顺利地开展工作。第一次是在1943年3月,他同特支书记潘晓初、肖富从荔浦走到副书记韦章平家,肯定了特支两个多月来的工作后,作了部署:一要广交朋友,做好统战工作;二要提高警惕;三要切实做好外来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接待、安排和转移工作。第二次是1943年秋,他陪同省工委书记钱兴到杜莫,听取特支的汇报后,肯定了成绩,并分析了形势,强调要进一步巩固原有组织,慎重发展党员,搞好统战工作,继续贯彻好隐蔽精干的十六字工作方针。第三次是1944年2月,黄嘉到荔浦杜莫传达省工委的决定,将修荔蒙特支分为修仁支部和荔蒙特支,任陈林祥为特支书记,潘晓初为副书记,韦天强为修仁支部书记。第四次是1944年8月,黄嘉到杜莫召开特支会议,传达省工委指示精神,分析形势指出,广西即将沦陷,地下党的工作方针是坚持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,退出平原转入山区,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,建立敌后根据地。特支于9月就组织了一个抗日战时工作团,并派党员打入国民兵团,开展宣传和发动群众,组织抗日活动。

黄嘉同志感人的抗战革命事迹让当今广大党员受到很大教育启发,也增强了党员的“四个观念”。一是增强了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。革命前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,在革命斗争中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,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,我们要学习前辈的这种革命精神,做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作。二是增强了党员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。革命前辈在艰苦斗争的情况下,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不动摇,为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,抛头颅撒热血;在今天幸福和平的生活条件下,我们要继承前辈遗志,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!三是增强了党员的全局观念。我们要学习前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个大局,克服只顾局部不顾整体、只顾眼前、不顾长远的思想,做到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。四是增强团结性、纪律性。团结是战胜困难的力量源泉,纪律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有力保障。前辈们之所以能战胜一切困难,就是因为处处讲团结,守纪律,保障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。(张成富)